土地整治作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土地整治过程中，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土地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深入研究农民在土地整治中的权益保障体系与实践路径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决策参与：整治区域的划定以及方案的制定均需经过村民议事决策机制，并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同意。这一机制确保了农民能够在土地整治的初始阶段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使整治方案更贴合农村真实的情况和农民需求。

　　实施监督：鼓励群众投工投劳参与建设，并在验收环节吸收村民代表参与。通过这一种方式，能够增强农民对土地整治项目的认同感和参与感，确保项目的实施质量和效果符合农民的期望。

　　动态反馈：当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时，需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并接受监督。这一举措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确保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产权保护：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充分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严格禁止强制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这一机制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维护了农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

　　安置优先：在拆旧建新过程中，需确保“先安置、后拆旧”的原则，切实保障农民的居住权益。这一措施避免了农民因土地整治而面临居住困境，体现了对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关注。

　　收益分配：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例如浙江省将土地整治增值收益的30%用于村级旅游设施维护。这种收益分配的方法使农民能够从土地整治中获得实际利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整治前调查：开展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工作，以明确土地的权属关系。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97%的农户获得了新版不动产权证，这一举措为土地整治提供了清晰的产权基础，减少了因权属不清而引发的纠纷。

　　争议解决：通过司法介入的方式处理土地整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江苏省建湖县排查出低价发包合同20份，涉及耕地580亩，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了这些合同纠纷，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宅基地退出：推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例如江苏省盐城市的退出户平均获得12万元补偿。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要关注老年农民对新居住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确保他们可以平稳过渡。

　　产业融合收益：通过土地整治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民带来额外的收益。以安徽省宏村为例，通过整治开发民宿集群，村民的年分红增加了1.2万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指标交易分成：部分地区将土地整治收益用于反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海南省儋州市；还有地区通过指标交易撬动社会资本，如浙江省通过指标交易撬动社会资本达300亿元。这些举措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

　　土地流转收益：土地整治后，耕地实现了集中连片，土地流转租金普遍上涨30% - 50%，增加了农民的土地流转收入。

　　纪委监委介入：纪委监委在土地整治监督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江苏省建湖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低价发包合同20份，对3人进行了党纪立案，有效遏制了土地整治中的违规行为。

　　数字化监管：应用区块链等技术进行数字化监管，防止耕地虚报等问题。根据2024年国家核查结果，发现12%的补充耕地存在设施虚报问题，数字化监管可提升监管的准确性和效率。

　　明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合村并居、破坏生态环境、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等行为。通过负面清单管理，为土地整治划定了明确的红线，保障了土地整治工作的合法合规开展。

　　推动《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衔接，明确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保障农民权益的根本，能够为土地整治中的权益保障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推广数字孪生平台，集成地籍管理、收益分配等功能，提升土地整治工作的透明度和管理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土地整治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动态管理，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建立“村民理事会 + 专业机构”的协同管理模式，充分的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和专业机构的技术优势。例如重庆市铜罐驿镇培育了300余名新农人，通过社区共治促进了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权益保障应贯穿土地整治的全周期，通过“制度设计 + 技术监管 + 社区参与”构建立体化保护体系。这一体系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未来，要进一步平衡耕地保护与农民生计、生态修复与产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整治—发展—共富”的良性循环。后续研究可以聚焦于如何优化权益保障制度、提升技术监管的精准度以及增强社区参与的有效性等方面，为完善农民在土地整治中的权益保障体系提供更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